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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楊牧談如何教授詩歌:把每一個字弄得水落石出

    時間:2015/1/16 14:05:00 來源: 中國新聞網 瀏覽量: 2833

    *楊牧簡介 本名王靖獻,臺灣花蓮縣人,著名詩人及散文作家。 中學時代起使用葉珊作為筆名,在現代詩、藍星、創世紀等詩刊發表作品。1964年自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。隨後,赴美進入

     

    *楊牧簡介
        本名王靖獻,臺灣花蓮縣人,著名詩人及散文作家。
        中學時代起使用葉珊作為筆名,在現代詩、藍星、創世紀等詩刊發表作品。1964年自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。隨後,赴美進入愛荷華大學詩創作班,并獲藝術碩士學位。接著又進入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系,獲博士學位。1972年後改用楊牧作為新筆名。在改筆名之後,其作品風格亦為之一變;在原有浪漫抒情之外,加上了冷靜與含蓄,并且開始有了關心現實問題的作品。曾任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、國立東華大學人社院院長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?,F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、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。

    早期以筆名“葉珊”發表詩作,在現代詩壇中普遍被認為開辟了一條婉約的路子;赴美後詩風漸趨雄健渾厚,長於敘事詩寫作,文辭典贍雅麗,意象繁復紛奇,情韻醇厚,詩意深湛雋永,散文亦為人稱頌。在一九七七年《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》中,編者引介楊牧的文字,尤其代表了文學界對詩人的普遍認知:“楊牧是位‘無上的美’的服膺者,他的詩耽於『美』的溢出:古典的驚悸,自然的律動,以及常使我們興起對古代寧靜純樸生活的眷戀”。然則在「“美的溢出”與“古典的驚悸”之外,楊牧的詩文創作間,又開展他對鄉土的認同,對現實的關懷。楊牧積極介入現實層面問題的探討,提出許多對臺灣社會的觀察、省思與批判,說理深切,展現濃厚的鄉土關懷,開辟了楊牧散文的另一風貌;詩人兼學者的焦桐曾說:“楊牧是臺灣最勇於試煉文字、語法、也最卓然有成的巨匠。”

        士不可以不弘毅:詩人可以選擇做知識分子

    詩歌在普眾意義上,是私人化敘事,而楊牧不僅寫詩,也創作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。楊牧稱自己格外重視文學創作,他覺得把字和文講得清清楚楚才是真學問,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。“知識分子不只是挖知識,不只是看書,還要觀察大自然,關心天下事。”

    對于他為什么選擇做文字型知識分子,楊牧覺得自己有“借口”,“并不是我要做詩,而是因為我受了山、水、云彩、海等等這些的感染,覺得自己需要接近大自然,我甚至覺得自己有神鬼的感受。當時,在空屋子里穿過去的時候,仿佛感受到有人在鼓勵我必須從事創造。”

    一般人都認為,“詩人才華橫溢,但是詩人做學問不太可靠”,對此,陳平原做出回應。“讀完楊牧先生的書,我覺得這個人有學問,這個詩人和一般詩人不一樣!楊牧先生的詩歌寫作,讓我們尊重知識,了解寫詩有一種精神系統、直線體系在里面,不是一觸即發的行為。”

    詩歌如何教授:把每一個字弄得水落石出

    陳平原從文學的教育傳統生發出“詩歌如何教育”的思考:隨著潮流的變化,即使在北大,詩歌教授的傳統也面臨挫折。對于一個沒有進入規定行徑,對詩歌整套訓練不了解的人,怎么樣才叫進入詩歌的意境?又怎樣才能把講詩當一門學問,講得有學問?

    楊牧說,讓學生了解詩,欣賞詩,需要追溯中文本源,基本的文學史觀念是基礎。他結合柳宗元的《江雪》一詩,說明進入詳細文本分析的重要性。“進入每一個文字,把每一個字弄得水落石出。至少要看看為什么是千山,為什么要鳥飛,為什么絕,為什么萬徑人蹤滅?詩的確是不能說好就是很好,不能說可意會不可言傳,雖然每個人的理解都不一樣。”

    有感于胡適之先生提出的“不要忘說典故”,楊牧覺得教書的人只要每堂課花15分鐘講典故,就可以幫助學生找到方向。“我現在覺得典故還是可以用的,做詩不能真的是必典故。但是典故有力,可以使你在兩、三行間傳達出三、五首詩的不同意義。‘歸去來兮,胡不歸?’胡不歸是什么?你細查字典后發現,這個句子從《詩經》里來,有典故。接下來就是‘為君之故’,就是整個意思連在一起的東西統統走在你前面來。”

    詩人的公共性與獨立性:院長要代表教授對付校長

    在當天的講座中,陳平原談到詩人介入政治的問題,“中國三十年代后的詩人都比較清高,可是我看您不是一個怒目金剛式的詩人,而是有情懷、有社會責任的詩人。”陳平原結合自己做北大中文系主任的經歷,向楊牧提出疑問:一個特立獨行、才華橫溢的詩人進入體制,又面對著這么龐大的學術機器時,如何協調?

    楊牧說他在東海大學做院長時,常和一些朋友講,做院長應該可以有兩種途徑,一個是做系院長,一個是代表校長去管院系。與此同時,你要做院長,就是代表院里的教授去對付校長,把大家的代表把意思表達給校長。“我大致上選擇第二種,不是去管人家。”

    他去中央研究院工作也是一樣,“我那時候感覺到創作的事情是比較slow down,覺得一生最快樂的就是可以去做學問,工作非常愉快循環來回??墒窃谥醒胙芯吭旱臅r候,覺得這條路有點兒緊張,做不下去詩,然后就去做翻譯,翻譯不需要靈感,因為文本總是在那里。”杜維明也講到,一般認為做學術研究要客觀,必須和研究對象有一定的距離,“但是,在人文學這個可能性不大,盡管英文就是把詩人和個人分開,person是個人,poet就是詩人。”

    詩人并非都是橫空出世:大學對于詩人成長有意義

    陳平原談到北大從五四開始,便沒有中斷過詩歌寫作傳統,但是很多詩人成名以后不太承認大學對于他們的意義,強調自己的橫空出世,但是杜維明不是考不上臺灣大學才考東海大學,楊牧也是如此。他們都是慕名而來,為了師從牟宗三、徐復觀等。

    楊牧對此問題回應稱,自己的運氣比較好,并不是一頭就栽進各種研究課程里。先是碰到了徐復觀,給他很多給養,而后在伯克萊遇到陳世驤,“他相信做詩比做學問還要好。他看我有時候不做了,他就舉例說你不要像誰誰那個樣子,學問都不做了多可惜??!”楊牧回憶到,徐復觀先生開過《中國人性論史》的課程,講課的時候,人氣凌厲。拿一只有粉筆在黑板上一直敲,我下課后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么。

    楊牧還表示,自己重視古文傳統,“雖然我學不到古文的那些功夫,但是知道古文內部的那些力量,那些骨骼,那些‘肉’。我是覺得這對我們學白話文有極大極大的好處。要把白話文學好,只學這一百年來的最好的白話文大家的風格是不夠的。還是要回去學韓柳文。至少把《古文觀止》看一遍,或者看五遍,要有真正體會也許要看十遍。”

    (責任編輯:暢達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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